ChongMingS.COM崇明网讯 《电子商务法》自1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包括微商、代购在内的电商从业群体补办营业执照、规范从业，这也提高了这一群体的从业门槛。劳动报记者发现，随着电商法落地，许多微商和代购已经关闭朋友圈，平台型就业成为他们的转型首选。
转型一
涌向跨境平台当买手
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7》显示，电商的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带动就业多达425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每18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人正在从事与电商相关的行业。
lulu就是其中之一。lulu的老公于2010年到美国读书，两年之后她以陪读的身份也去往美国，因此不能在美国工作。家庭主妇的“工作”之余，她走上了代购这条路。
劳动报记者在微信采访她时，她刚刚扫货结束，正坐在商场的椅子上稍事休息。而她还在另一边挂着客户端，回答客人的问题。她告诉记者，头一天晚上，她处理一个问题包裹到当地时间凌晨3点。
“于我而言，代购不是兼职或者心血来潮，是个事业。”lulu说道。正是她把代购作为事业的这份决心，让她早早意识到了做“散户”代购不是长久之计。
做代购，不仅像淘宝卖家一样忙，还有着独特的风险。转运公司“跑路”是一种风险，如今电商法出台是政策风险。好在lulu早在一年多前就当机立断选择规范化经营。2016年她就在洋码头上注册了店铺，开始了买手生涯。如今，她的营收翻了几番，每月光是运费都超过5万元，在同样年限的代购里已算是很大体量。而且，现在她已经当起了“老板”，开了公司，开始雇人当买手。
“在美国做代购的风险还是比较高，也听同行说过有转运公司跑路，卷走了几百万的货。”现在说起来，lulu还是心有余悸。所以她坚持每一件物品都买保险，并认为“该花的钱还是要花”。据了解，与国内跨境电商平台合作的买手，采购回来的货品由洋码头官方物流统一发回国内。
“代购路走到尽头，就转型去做买手。”她直言，现在很多海淘公司也是招聘代购当买手。她认为这一职业也是一门技艺，“做代购要研究产品、打折趋势，预估市场，还要研究你的顾客、客户群，对品牌、流行趋势也要学习。”
转型二
做自媒体“拿”品牌授权
小花是上海一位80后的爱美女生，做代购已经超过10年了，最初是自己热爱购买奢侈品，每次海外购物兼职代购赚路费，客户圈扩大后，如今她的主要工作是组建“买手”团队线上服务老客户。
“代购的品类从护肤品到羽绒服，哪个火做哪个。有囤货到仓库，也有直邮到个人。”小花的微信里有几十个买手群，人数多达近百人，几乎涵盖了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所有海淘热门国家。她的买手团队里，有留学生、也有富二代，有全职妈妈、也有上班族。“买手一般会去免税店买，比如韩国就有政策支持，免税店价格差不多全球最低，这几年俄罗斯、迪拜也效仿，专业买手有黑卡、积分、返点返券等等，其实代购就是赚一些差价。”
大约是在2013年，小花的代购业务进入正轨后，她就在上海注册了一家公司。小花认为，电商法对代购群体不一定利空。“可以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代购商品即便加上税也比专柜便宜。”她始终认为，“代购这个行业只会越来越规范，转向正规是好事，该办证就办证，该纳税就纳税。”
小花发现，不久前，身边的一些代购同行开始转型做自媒体。“我自己也在写公众号，有固定的粉丝，可以定期开团。”她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可以拿授权了，自己更倾向于授权品牌，与国内代理拿货，一般贸易带中文标签，安全有保障。“作品牌代理就必须要开公司，对于有一定客户积累的个人代购，只要有合法合规的程序，品牌商其实是愿意与之合作的。”“平台型就业”是大势所趋
按照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电商交易额达29.16万亿，网售规模冠全球。更重要的是，电商带动了4250万人员就业，而全国就业人数为77640万人，这就表示，中国每18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人正在从事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行业。
其中，个人代购、小网店主、微商等群体的就业将直接受到影响。劳动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部分群体此前有许多是辞职后全职从业，而电商法实施后，为规避法律风险，他们最终会选择两条路：一是提高成本注册公司依法纳税；而第二条路就是依附企业级“海代”，转向“平台型就业”。
实际上，目前小红书、洋码头等企业级“海代”就实行的是签约买手战略，这些平台上已有上万名买手。而随着政策趋于正规化，在过去几年里，包括洋码头等平台对于原有的买手入驻规则也进行了多次调整与完善，通过提高入驻的门槛，来进一步地提升源头买手的素养和完善行业制度。
洋码头相关负责人表示，其间就包括了不定期核查海外买手信用情况及加强买手准入机制审核环节的监管。除了买手本身之外，对于买手所提供的货源，渠道等，平台也会进行严格审核。在衔接当地国家法律监管的大背景下，洋码头必须要以更细致全面的监管体系来核实每一个买手的资质，包括对买手的信用予以证明，经营资质的验证审批及借助海外机构核实买手资质，为保障100%的海外正品服务而构筑更全面的买手监控体系。
事实上，电商法正式实施后，各种新型灵活就业开始浮现，电商“平台型就业”成为了最火爆的模式之一。
于去年8月正式上线的环球买手，就是从代购人群切入，将国外的代购和国内的消费者连接起来。创始人黄凯文将这一商业模式定义为“CBC分享型电商框架”，一个共享的生态架构。
CBC对应的分别为买手、平台/商家、消费者，由中间的平台联合商家，负责商品的展示及价格方案的制定。在平台规则中，买手不可以自主定价及上架商品，以避免价格混乱的状况。简言之，买手主要负责货源及服务，平台联合商家负责商品的上架及定价，共同服务于消费者。
这一模式并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纯电商平台，更多地是想做一个跨国界的人力资源生态圈。黄凯文举例说，一个在国外工作的买手，在工作的时候接到了一个订单。当下她无法去代购，可以在后台寻找附近的人代发，将人力时间共享起来。各自独立的代购形成了一个圈子之后，一来可以面对更多元的用户，二来也可以由平台和物流公司谈判，降低邮寄成本。从业人员权益保护待加强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就业方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新型的就业方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予就业者更大的自由权。就业方式的选择也多种多样，平台型就业职业日益多样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工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快递员、送餐员、卡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和平台就业群体的入会和服务工作。这对新时代工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以上述职业“买手”为例，虽然工作本质类似，但其与“代购”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记者了解到，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代购是散兵游勇，买手则是“正规军”，而这一“正规军”背后倚靠的便是“企业级”的跨境电商平台。需要注意的是，跨境电商平台对入驻买手有严格的审核管理制度，包括其身份认证、海外信用证明等多项材料审核，平时还有不定期回访更新。
与在淘宝上开店的情况不同，买手往往是以个人的形式在平台上接单，而大部分平台也会对买手进行等级管理，从这一模式看，平台与买手之间的关系界线就显得模糊不清。
买手的身份困惑，归根结底，是互联网+时代下，平台型从业人员的普遍困惑。沪上劳动法专家周斌指出，在移动互联高速发展的当下，“互联网+”企业依托平台搭建信息的集散地，与从业者签订服务协议，由从业者根据需求信息提供消费者服务项目，如在线约车、在线订餐、在线购物等。此种模式类似于传统行业中商场与入驻品牌商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互联网平台等同于商场，为从业者与客户提供一个交易场所，从中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双方之间并不成立劳动关系。
现阶段，这类从业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周斌直言，从业者要找准东家，既有利于从业者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也便于从业者造成他人权利伤害时的责任分担。但他同时指出，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和网络平台之间究竟有没有劳动关系？是否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并享受相应待遇？发生劳动纠纷和工伤等如何维权？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加快立法速度，并予以有效监管；同时，也需要工会加大对这一群体的覆盖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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