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MingS.COM崇明网讯 法人代表因犯罪入狱，上海小华园服装综合商场面临关门，有关部门成立了工作组，入驻商场解决业主的安置问题，吴益民等几个职工也提出“给个安置办法”。工作组申请了一笔钱，垫付了三个月的工资后撤离了。吴益民等人想解除劳动合同，却找不到办理手续的人员。两年来，他们既无法解除劳动关系，又无处领工资，医保卡也因企业未缴社保费而“停保”。
职工投诉
老板被抓后职工没人安置
2016年1月18日,吴益民来到本报信访办，述说他在上海小华园服装综合商场关门后的遭遇。
2013年6月，“小华园”因为消防隐患，被要求停业清场，与此同时，“小华园”的法定代表人陶培忠因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拘留所接受审问，吴益民等该企业的职工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2013年8月，由街道、公安、人防、区政府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企业，解决商场业主的安置问题。职工想到自己的事，便找工作组。吴益民说，当时工作组承诺商场职工“不用急，等业主的问题解决，职工的问题会慢慢解决的”。
11月，工作组申请下来一笔垫付工资，让职工领完三个月工资后自谋出路。吴益民和其他四名职工不同意，要求办理退工手续、补缴三个月社保。原来“小华园”的20多名员工中，有两类人：一类是上海北站街道下属生产服务合作社的老员工，他们都是协保、买断工龄人员，不用每个月缴纳社保，也不需要商场办理退工，拿到垫付工资后，他们签好清算收据就撤离了；另一类有五个人，他们需要逐月缴纳社保，只有从商场办理退工后，才能凭退工单和劳动手册再去找工作，吴益民便是其中之一。
吴益民觉得，他和王敏华、陶培芸、胡三鸣、朱继国五人，劳动关系在商场里，现在商场关门了，按照法律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规定，应该办理退工手续，补齐社保，拿到一笔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所以，他没有在清算收据上签字，但是发钱的时候他也拿了，他认为自己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应得的报酬。
此时，吴益民也从侧面了解到，关押在看守所的陶培忠，不仅职工见不到他，陶培忠安排的两个委托人也同样见不到他。刚开始，两名委托人还帮助职工要工资，让警察到所里给陶培忠捎话，当三个月的垫付工资申请下来，这两个委托人也不再露面，让吴益民他们自己想办法。
吴益民再去找“小华园”工作组，发现临时工作组已经解散。吴益民不明白，商场已经关门封停，实质上已无法工作，工作组既然能够安置业主，为什么不能安置职工呢？
拿到退工单已是两年后
吴益民说，因为和陶培忠熟识，他和王敏华、陶培芸从来没想要和“小华园”签订劳动合同。自打1998年商场营业起，吴益民和王敏华就以职工股东的身份上班，陶培芸是陶培忠的妹妹，王敏华是名义上的出资人之一。而朱继国、胡三鸣没有和老板的“裙带关系”，完全按照外部招聘正常流程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他们的那份合同却由公司保管。
然而，这段从一开始就不合规范的用工关系，处处危机四伏，等到爆发时，吴益民才知道“浑身难过”。
2014年，陶培忠被判刑四年。吴益民等五人想解除劳动关系，便去工商局调取“小华园”的备案登记。工商局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小华园”的公司名称、营业执照没有取消，也没有暂停或终止营业，如果他们想要解除劳动关系，建议他们去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他们便来到闸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仲裁也不受理，仲裁书上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处在不可抗力无法参加庭审和委托代理人进行答辩、举证及质证，中止审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只能等法人出来再去申请仲裁。”吴益民自行解释道。
之后，他们向七浦路服饰商业街区管理委员会求助。七浦路管委会简称“七办”，这个部门针对七浦路商品城复杂的商业形态，解决各种纠纷问题。吴益民觉得，劳动关系实际上名存实亡了：“商场关了，也不发工资，这还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吗？”
2014年11月底，几个职工拿着仲裁不予受理书，来到“七办”寻求调解。2015年夏天，“七办”工作人员到陶培忠所在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陶培忠说同意退工。但是营业执照、公章等退工需要的材料，都不知道去哪了。“后来可能街道里和上面开会讨论，想方设法给我们办下来了。”吴益民说。
虽然最近拿到了“两年前”的退工单，吴益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他说：“退工单上写的退工时间是2013年8月15日，而退工单的落款时间却是2015年9月29日，这期间整整相隔了两年。这两年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怎么办，老板抓进去了，我们现在又该去告谁？”
工作不好找看病没医保
因为没有退工单，吴益民两年内一直没找到“正规”工作，其他人也只能去打“黑工”。胡三鸣在崇明一家单位找到保安的差事，因为没有退工单，社保无法缴，单位不给加公积金；胡继国要供养两个小孩，为生计奔波，工作很忙，采访期间一直没有露面；王敏华和陶培芸的工作状况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没法领到失业金。
王敏华告诉笔者，他今年58岁，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对他来说，找工作还在其次，关键是看病吃药没法使用医保卡。他患有甲亢，每天都要服药，每个月还要去医院验血，检查指标是否正常，根据验血结果调整用药量，验一次血需要花三百多元。“现在社保停了，看病医保卡无法用，医药费都是我自理的。”
走访现场
街道：退工盖章是因为代管档案
接下来，吴益民五人很有可能要打官司，索要自己两年来的经济损失，但是官司和谁打，把谁告上法院，首先就需要厘清五名职工和“小华园”的劳动关系。
如今的“小华园”已经改为绿化带，从外表上看，鞋城的影子荡然无存。而五个职工虽然一口咬定他们是商场的员工，但能够证明他们劳动关系的证据也几乎全无。他们有的没有劳动合同，有的签了劳动合同，但却存放在公司里；工资用现金结算，没有银行流水单，至于工作证、工作服全都没有。更为蹊跷的是，在吴益民的退工单上，退工单位竟然是上海北站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笔者从上海北站街道处了解到，这家名为“上海北站经贸”的公司，实际上是街道经济科下属企业，前身是北站街道的生产服务合作社。
王敏华的劳动手册里记录下他的工作生涯。在劳动手册上，2000年3月至2004年4月，王敏华的工作单位是“北站街道生产服务合作社”，到了2010年变为“小华园”。笔者随后查看他的社保记录，也与此吻合。从能查到的社保缴费记录里，“上海北站经贸实业有限公司”为他缴纳了2002到2004年期间的社保费，而“小华园”从2010年6月一直缴到2013年6月。
北站街道的工作人员冯先生说，图章是他们盖的，但吴益民、王敏华不是他们的人员。他说：“当时1998年‘小华园’用工时，有两类职工，一类是他们商场自己招的人，一类是街道生产服务合作社的人员。‘小华园’自己没有管理人事档案的资质，就让生产服务合作社代保管档案。后来商场可以管理他们的人事档案了，商场就自己管理，但吴益民几个老职工的档案还在‘北站经贸’下面，所以退工的时候敲了‘北站经贸’的章。”
“那吴益民、王敏华、陶培芸的社保费是你们缴纳的吗？”笔者问他。
该工作人员询问了其他人，对方回答说：“他们的社保费不是我们缴的，我们只是负责保管他们的人事档案。他们的社保费都是由‘小华园’在社保开的独立账户，商场自己缴费。”
“七办”：三番五次解决他们的问题
随后，笔者来到七浦路管委会。“七办”工作人员陆伟告诉笔者，在陶培忠拘留期间，公安曾经到拘留所里让陶培忠写了份确认书，他给每个员工都给了书面处理意见，有几个人他特地圈出来要“留用”。
在那份确认书上面，20几个职工一览无遗，有的人名后面写清楚发工资、缴社保费的处置方案，有的人后面一片空白，吴益民和王敏华名字后面写的是“留用”，陶培芸后面是“三个月工资”，胡三鸣名字后面则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提到解雇。
陆伟说，没判刑前，老板不想解雇职工，可能觉得还有放出来的机会，街道也不能强行让法人代表解除。到了2014年陶培忠关进监狱，职工来找“七办”解决，他去劳动部门咨询，让职工先去仲裁，但仲裁不受理。
“当时他们劳动手册没有、公章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公司还在但法定代表人没有，导致条条路都走不通。”陆伟回忆道，后来区里几次研究，觉得这可以算是特事特办的情况，就派我去白茅岭监狱征求法人代表同意。
“我记得那是夏天不太热的时候，我和司法局协调好，去监狱找陶培忠。后来人社局需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人，我又跑到监狱里去，他同意委托我们办理退工。但是陶培忠在监狱里面配合程度很差，退工需要的图章、营业执照全都找不到，没法按流程办退工。我同事小王去社保中心帮他们办退工不知道去了多少次，最后才把退工办下来。”
仲裁:问题出在诉求上
笔者拿着职工的“仲裁不受理通知书”，来到闸北区仲裁，仲裁院的工作人员回忆了当时情况。
“当时这些职工来的时候，他们的诉求是要求仲裁给他们解除劳动关系。按照劳动法律法规规定，解除劳动关系的途径有三种：一是个人向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二是单位向个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三是双方协商解决。”
“他们的问题是出在诉求上。仲裁受理解除劳动关系，关键在于职工和单位之间‘谁向谁提出’，解除的地位法律是给予单位和职工的，是不是解除得正确，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他们到这里来，我们问他们‘你向单位提出解除了没有’‘单位解除你了没有’，结果都没有。职工要求仲裁给解除劳动关系，这超出了我们的权限和受理范围。”该工作人员解释说。
“如果老板和他们解除劳动关系，但关在监狱里，职工可以在这过程中申请仲裁吗？”笔者又问。
“不管对方在不在监狱，职工都可以申请仲裁。在法律上，我们把这种情况叫作劳动关系的中止状态。双方都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事实上都不履行，这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中止状态。即使他们法定代表人在监狱里，申请仲裁也是可以的，但是申请仲裁的诉求必须在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受理的范围之内。”
“我们在处理这些情况时，有时候会碰到法定代表人入狱，在监狱还好，最差的情况是在拘留所里，法定代表人受到强制，不能出庭，这种状况我们叫作‘无对手’。如果法定代表人指定一个委托人代理出庭也可以，关键是对手要出来。而在这个案子里面，对手没有出来。”这位工作人员说。
“现在法定代表人还没出狱，可不可以给职工些建议？”笔者继续问道。
该工作人员说：“理论上讲，职工可以去法院起诉公司的出资人，但是在劳动争议仲裁层面上，仲裁只追究到企业法人代表，我们无法处理自然人。法院有这个权力，可以处理劳动者和出资人之间的纠纷，但是劳动仲裁只能处理劳动者和单位之间的争议。”
专家观点
职工花两年时间退工工作组也有责任
劳动法专家何永强认为，一般情况下，劳动合同解除后未及时退工，责任在于企业。因此，在未及时退工这个问题上，企业首先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论是企业法人代表，还是其他出资人）。其次，2013年，企业法人代表被刑拘，而商场因为消防检查发现安全隐患需要停业清场。此时，原本简单的劳动合同两个主体之间关系因第三方（工作组）的介入而变得复杂。工作组可能没有从劳动关系方面去考虑各方权利义务，因此，在仅仅“发给职工每人三个月清场期间工资”之后就草草结束此事，既没有顾及到职工之后的权利，也没有提醒企业应尽的义务。因此，未能及时办理退工手续，而之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办理，工作组也应为当时的疏忽大意承担一定的责任。
劳动关系存续期职工可依法维权
何永强认为，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之时，职工可以及时向专业法律部门进行咨询。不要盲目信访与上访，否则有可能产生因超过仲裁或诉讼时效而虽有诉权，但得不到支持的结果。本案中，企业仍然依法存在。法人代表曾对部分职工做出留用的书面说明，也没明确与另外几名普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依然存续，直到2015年退工。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发生的劳动争议，在规定的仲裁时效内，职工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老板入狱企业应处理员工安置问题
何永强说，如果作为企业法人代表的老板入狱，企业作为独立法人还是应正常运转。如果无法正常运作的，企业在考虑提前解散或破产清算的前提下，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而不能不顾不问。
何永强强调说，即便是《公司法》，也有相关保护职工权益的内容。如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公司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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